网友特别是“致命”系列读者的来信，我一般都是要回的，只有少数没有回的。不回的原因大多是认为没有必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和道理，可是也有那么几封信让我不知所措，始终没有回。其中一封信是一年前就收到的，我试了几次回信但都没有发出，一直拖到今天。但我也始终没有删除这封信，可谓耿耿于怀。
这封信如下（一些过激语言有更改，不能照录，请原谅）：
“杨XX，朋友推荐读你的间谍小说，我是兴致勃勃去读的，但读不多久就有一种不爽的感觉，到后来这种不爽变成了难受，看完书几乎就成了恶心，……我不知道你精心炮制的中国第一套情报小说的目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人写的，但我显然不应该是你的读者，我甚至后悔读了你的书……原因嘛，很简单，世间最卑鄙的东西——中x共的间谍——在你生花妙笔下都变成了凛然正气甚而至于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……。杨XX，有人说你对他们非常了解，不但了解他们的工作，甚至也了解他们的内心深处，你在为他们树碑立传、歌功颂德。如果你真正了解他们，你应该清楚一个事实，中x共国繁殖出成千上万的间谍，不但塞满了中国的大街小巷，而且已经把‘中国制造’的间谍布满世界各地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你的小说中也没有回避，那么我想问一句，中共国建立这么多年，出现过一个你书中所颂扬的那类间谍吗？……你书中的间谍不但有思想、有理想，而且最后都和中共决裂，为人民献出了自己“赤诚的间谍的良心”——人世间有这类东西吗？你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，不妨再来看看你对间谍的定义：间谍是影子，来去无踪，虚无缥缈，但只要地球上还有光明和黑暗，就有影子存在。你把你的书献给那些‘为了光明而潜伏在黑暗中的间谍’。杨先生，多么感人！我佩服你，你对间谍的定义甚至已经成为一些年轻人对间谍的唯一认识，不过，我还想问一句，你在写那些潜伏在希特勒德国的间谍吗？你在写八年抗战中打入日本特科的民族英雄吗？很遗憾，都不是，你在写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的间谍——中共间谍！杨先生，你见到过你书中描写的中共间谍吗？你相信现实中国有这样的中共间谍吗？……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我想你知道的也不一定比我多，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中共间谍，而且我相信今后也不会看到的。中共国安部的间谍是中共用来镇压人民、维护统治的工具和走狗，他们会随着中x共的毁灭而灭亡……”
这封信后面还附录了我致命系列的几个故事，这里就不录出来。当时看到这封信时，一开始觉得很容易回答，但写了好几次后，都觉得自己给出的答案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，也就放下了。先放下这个网友的情绪语言不提，就这位网友提出的一个直接问题“有这样的中共间谍吗”——我就感到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我觉得难的原因首先是我确实不认识这样的间谍，我认识的间谍都在忙着赚钱、跟踪，和搞能够赚钱的情报以及能够花掉所赚的钱的二奶等等。可是，我又不愿意说没有这样的间谍，至少我认为有，在哪里？在我的小说里。
我说不清楚，我写书是有感而发，一鼓作气，对于一些高深的理论，或者需要为自己辩护的事，我结结巴巴。这和我的知识结构和所读的书有关。
直到两个星期前在《南方周末》上看到崔卫平的文章“伦理上的想象力”，评论电影《窃听风暴》，我才有所理解，自己为什么会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间谍，又为什么面对质疑时始终不愿意说出没有这样的间谍的原因。
《窃听风暴》揭露铁幕国家安全部门对公民无所不在的监控和折磨，这个题材并不新鲜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然而，电影讲了很多在真实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，例如一个共产国家的间谍被窃听对象感染（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），然而，看过《窃听风暴》的观众都会被片子感染，而且认为影片很“真实”，我自己也有同感。我想，如果我的书能够在大陆出版，能够拍成电影，也会让一部份人有类似的感觉。我们描写的都是共产国家最卑鄙的那类人，但我们其实都是在写“你有选择的人生”以及“人心和人性”，我们都是在无可奈何中幻想和虚构人性的光辉，以及在最黑暗之中靠艺术的想象力带领我们到达彼岸的光。如果忽视了这点，把小说当成纪实去看，那就问题严重了。
再往深里说，我就不会了，我想我还是借崔卫平的原文几段话来表达我的意思。
“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，想去亲抚他们的头。”
“这就是我称之为‘伦理上的想象力’的东西。它指的是人们出于对于自身的信任，决意过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，觉得那是可行的。它既存在于生活当中，也存在于创作当中。人们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种比现在的生活更好的生活，觉得自己可以‘离地’，走进那样一种生活中去，而不是永远地被某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纠缠着。将一种伦理上的冲动称之为‘想象力’，是因为那样做看起来是不可能的，是匪夷所思，或者在别人眼睛里是大逆不道的。哪有一个‘趴窝’的特工最终被自己监视对象所感染？当多纳施马克联系使用当时东德一些办公大楼进行实地拍摄，监狱博物馆的馆长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因为据这位博物馆长说，在整个东德，像魏斯乐那样‘良心发现’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！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坚持这样写剧本这样来拍摄，是因为逻辑上这是可能的。这就是良心的逻辑，伦理上的逻辑也即想象力。”
“我在批评当下年轻导演的创作时，经常遇到的反应是——对方振振有辞地说，这是生活中真实出现的，即认为作品只能照搬生活。《窃听风暴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的逻辑、伦理的逻辑编造出来的故事，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拒绝伦理上的想象力，便是拒绝艺术上的最重要的想象力。人们在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改动自己‘剧本’的信心和想象力。对于魏斯乐来说，这种想象力部分地是通过倾听贝多芬的音乐、阅读布莱希特的诗作获得的。”
这篇登在在《南方周末》上的文章更好地回答了这位读者对我的提问（指责？），我把它的主要内容收录在这里，就不再专门去回信解释了。这篇文章原文在：http://www.nanfangdaily.com.cn/zm/20070308/wh/wx/200703080045.asp
作者
hengjun1hao@gmail.com